他们用二十年走完了漫漫回家路

1986年的那个夏天，当8岁的永青跟随爸爸、妈妈、兄弟，以及一大帮亲戚从缅北克钦邦翻越崇山峻岭回到中国西藏境内的时候，她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今后自己会过上如此幸福的生活。

如今永青和丈夫一起生活在距离察隅县城30多公里的竹瓦根镇雄久村西拖拉卡组；膝下有三个女儿，老大江安拉姆在林芝市第一中学念高二，二女儿和幺女儿都在县城上初中；家里有两栋敞亮的藏式宅子。和大部分居住在半农半牧区的藏族百姓一样，他们散养着牛、猪和鸡，自给自足而又生活安逸。

但是在三十年前，当永青一家子历经艰辛回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定居时，却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尴尬的身份中。他们被当地村民称为“缅民”或“回归户”(藏语里叫做“囊塔归巴”)——专门指代像他们一样早年背井离乡去往缅甸生活，后又几经周折重返故里的人。这样的人家在当时共有37户，150多人。在1984至1986年间，他们分批陆续返回察隅后，分别在竹瓦根镇的西拖拉卡、扎嘎、珠吾三个地方定居下来。

根据资料记载，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前)，察隅县竹瓦根镇日东、嘎达、吉公、巴嘎等村落的部分居民，因为向往“囊塔贵”，同时也不了解进藏人民解放军的政策，于是纷纷选择逃往缅甸克钦邦地区的桑当、西朱当、门登村，在那里繁衍生息。然而几十年来缅甸政府从未批准他们加入缅甸国籍，他们由此成为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笔下描述的“没有国家的人”(Men WIthout a Country)。

永青一家人正是这种情况。她出生在缅甸的西朱当村，但她的爷爷却是土生土长的察隅县巴嘎村人。在她父亲五岁那年，爷爷带着全家人跨过边境迁到缅甸生活，这一过就是三十年。三十年中，父亲和母亲(也是迁到缅甸的藏族)结婚，生下了永青和她的两个兄弟，却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缅甸政府只当他们是流落缅甸的中国难民，不仅对之不闻不问，还限制他们的生活范围。永青一家，连同叔叔家、姑姑家等其他五、六户藏族人家一起，在西朱当村的山上安家，同当地村民隔离开来；没有耕地，没有房屋，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靠在山上打猎为生。那时候的永青连鞋都穿不上，一家人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辛酸日子。

然而察隅一带中缅边境的边民向来往来密切，以贸易和物资交流为主。边贸交易在察隅县果哈林地界的吉太村进行。永青家和其他迁到缅北的藏族一样，也会不定期走山路去吉太村，用打来的猎物或挖到的虫草交换一些生活物资。通过长期的贸易往来，永青的父亲看到了吉太村的变化，也听说了中国政府对当地百姓的大量惠民政策，感觉到昔日同胞的日子越过越好了。慢慢地，他心动了，与其在异国他乡没完没了地受排挤、过苦日子，还不如带着妻儿回归故乡去寻找幸福。

有这种想法的远不止永青一家人。在边境贸易中看到了故里变化的其他“囊塔归巴”也动了回家的念头。于是当初从察隅迁来西朱当村的五、六户藏族人家一合计，作出决定：回察隅去，回到故乡去。

1986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永青一家人和叔叔、姑姑，还有其他“囊塔归巴”一行十来个人启程踏上了漫漫回家路。他们头也不回地将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抛在脑后；摆在面前的，是重岩叠嶂的高山、幽深险峻的峡谷和湍急的河流。他们沿着又窄又险的土路行进，没有路的时候只能自己动手修。他们风餐露宿，在沿途村镇变卖从缅甸带回的虫草、银饰、象牙等家当以换取微博的盘缠。因为要顾及孩子，没办法夜以继日地赶路，总要时不时停下来休整，最终历时一个多月，永青一家人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巴嘎村。

但是由于离乡太久，又错过了西藏民主改革，加上还牵涉中缅双边关系，当地政府对于他们的“回归”深感为难，不知该如何安置，只能一边将情况上报，一边劝说他们返回缅甸境内。就这样，回到家乡的永青一家人仍然没有国籍，没有土地，只能在巴嘎村村民的帮助下临时解决生计。

一个月后，察隅县政府作出决定，将在1984至1986年期间穿越边境跑回来的“囊塔归巴”集合起来遣返缅甸。车子载着永青一家人直到边境线附近的山顶才将他们放下来返回。但让工作人员大吃一惊的是，他们的车子才回到县城没几个小时，永青他们居然也跟着步行回来了。没有一个“囊塔归巴”愿意回到缅甸，回到过去那种“生无所养，老无所终”的生活里去。

无奈之下，察隅县政府一面继续将情况上报，一面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他们在竹瓦根镇的西拖拉卡、扎嘎、珠吾三个地方划分了独立的定居点，既不归属自然村也不归属行政村管辖，并在农用物资供应、扶贫救灾、育林等方面给予他们和当地百姓同等的待遇。

永青一家人被分配到了西拖拉卡，一起被分配到这里定居的“囊塔归巴”总共有15户。因为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土地，每一家人都很勤恳，他们自力更生，建造房屋，开垦农田。终于在辛勤的劳作和政府的帮扶下，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然而他们始终受到没有国籍的掣肘。由于没有中国国籍，他们无法办理身份证等各种证件，活动范围受限，无法外出经商或发展其他副业；也享受不到国家给予当地百姓的各项补贴、安居工程、基础建设等优惠政策，仅靠务农维持生计，生活和当地其他村民相比还是显得困窘。

同样受到限制的还有通婚自由。19岁那年，当永青在县城里认识党生的时候，她的心情是悲喜交加的。喜的是遇见了自己心仪的男人，悲的是没有国籍和户籍的她并不能和他结婚。因此永青只能离开党生，伤心地回到了西拖拉卡。不想党生却没有放弃，身为上察隅镇人的他隔三差五就跑到西拖拉卡来看望永青，一诉衷情。永青被打动了，也被鼓舞了，她决定和这个男人结合在一起，哪怕不能做他合法的妻子。后来他们有了第一个可爱的女儿江安拉姆。为了让孩子正常入学，接受教育，永青将江安拉姆的户口上在了党生的名下。在旁人看来，他们是相濡以沫却恩爱幸福的一家人，与其他家庭没有任何区别；但在户口簿上，永青是户主党生“缺席”的配偶，也是孩子“空白”的母亲。

在这二十年间，为解决“囊塔归巴”的国籍问题，察隅县政府曾多次向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民政厅反映情况。情况层层上报，最终在2006年9月，我国外交部和公安部特批所有“囊塔归巴”加入中国国籍。

这一天对于永青来说是个重大的日子。竹瓦根镇政府派工作人员通知永青，他们终于可以办理当地户籍，再也不是“黑户”了！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目不识丁的永青写好了申请；党生陪同她去镇政府盖好公章后，再去公安部门顺利地落了户。直到这一刻，她才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和党生在一起。

加入中国国籍后，永青所在的西拖拉卡被并入了行政村雄久村。二十年来，这15户“囊塔归巴”终于享受到了国家给予其他村民的边境补贴、巡山育林补贴、医疗养老保险等一系列惠民政策。不仅如此，西拖拉卡也被纳入了“村村通”、”电视进万家”、民房改造等政府安居工程。2014年，村里平整路面，修筑了宽阔的水泥路。从2007年开始，村里陆续实施民房改造，县政府按每户人口分不同档次给予补贴。永青和丈夫获得了物料和资金共计1.5万元的补助，他们借此机会搬离父母家的老房子，修建了独属于一家五口的新舍。新居是一栋红色的木头大房子，盖着蓝色的铁皮屋顶，既保留了传统特色又结实耐用。

生活越过越好，让永青更加欣慰的是，三个女儿也勤奋懂事，自打上学起就成绩不俗，并且文艺双馨，经常在课余比赛中获奖。她和党生将孩子们获得的奖状工整地粘贴在门口房檐下。红色的奖状醒目而张扬，永青夫妇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虽然自己因为过去条件限制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永青满心希望女儿们接受优质的教育，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

然而永青没想到的是，重新学识字的机会居然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今年年初，雄久村驻村工作队开始给村民开展扫盲教育。第一支部书记邓小伟带领队员分批轮流给三组村民上课。每周一、三、五，永青都会和西拖拉卡组其他村民一起学习藏语和汉语。才上过一、两次课，永青已经可以清晰地用双语在本子上写出自己的名字。

政府的惠民政策还在源源不断地涌来。因为一路走来经历太过坎坷，“囊塔归巴”们都非常感恩，也非常勤劳，他们懂得“幸福的生活要靠自己动手去创造”这个道理。所以2015年，政府在实施新一轮安居工程时，优先考虑“囊塔归巴”；并且破例将西拖拉卡组(级别隶属于村)纳入创建“小康示范村”的范畴。西拖拉卡组的每一户居民因此获得了3万元的修缮房款。永青和丈夫用这笔资金修建了一栋崭新敞亮的伙房，新房紧挨旧房，修有气派的水泥墙和房梁。进得屋内，靠门摆着一长溜藏式茶几和坐塌，可以一次容纳十多个人；电视机、立体声音响、储物柜及其他藏式家具一应俱全。每当有客人来访，永青和党生总会摆满丰盛的藏式卡塞招待，并为客人斟满自酿的青稞酒，尽显富足。这种满足，时不时就会出现在永青的脸颊上、嘴角旁；当她看向党生时，眼神里是满满的爱意、幸福，以及对生活的感激。

对于永青和党生来说，通往幸福的道路好似翻山越岭。他们走了二十多年，艰辛有过，苦楚有过，帮助有过，感动也有过。永青和党生坚信，他们还远没有抵达最高最美的终点。

后记：就在笔者采访完永青夫妇后不久，4月13日晚21时55分，在缅甸(北纬23.14度，东经94.87度)发生里氏7.2级地震。永青夫妇所在察隅县震感明显。由于震后打进电话太多，察隅县竹瓦根镇的电话很难拨通，但是笔者设法联系到党生本人，得知期间雄久村西拖拉卡组共发生地震两次，所幸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和房屋损毁情况。灾害降临的时候，党生和永青正在新修的房子里看电视，一意识到这种震颤来自地震，党生马上下意识地护住了永青。让他欣慰的是，妻子和自己毫发无损，家里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其他14户邻居也都好好的。但让他揪心的是，两个在县城上初中的小女儿一直联系不上，情况未卜。截止到笔者发稿前，得知党生终于通过妹妹的孩子，女儿的同校同学确认了她们的安全。在天灾面前，一家人的平安才是压在党生心底的磐石。（藏地漫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