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石板雕刻中的狩猎场景。

唐代的粟特人雕像。

粟特安伽墓中的射猎场景。

与青藏高原吐蕃考古的新进展几乎同步，我国西北及北方地区也连续出土了一系列粟特人的墓葬。这 批粟特人的墓葬当中，大多保存有较为完好的石棺椁、石屏风、石床等石质葬具，在部分石板上雕刻有内容丰富的画像。这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丝路沿线的粟特人和生 活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吐蕃人社会生活的若干断面。通过比较分析不难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若干共同因素。

骑射狩猎

从画面的表现形式而论，粟特人石棺浮雕主要画面有骑射狩猎、商队出行、帐外乐舞宴饮、帐中主人宴饮、丧葬仪式等。虽然各个画面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同时彼此 之间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实际上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即祈求死者亡灵顺利升入天国，并在天国享受到与生前同样的荣华富贵生活。青海出土的吐蕃棺板画的情况 与之极为相似，在表现形式上也是由骑射狩猎、驼队出行、帐外宴饮乐舞、帐中主人宴饮和丧葬仪式等不同画面组成，笔者认为虽然其画面是取材于曰常生活的若干 场景，但其中心意义同样是反映出吐蕃具有浓厚苯教色彩的丧葬礼仪。尽管两者在画面中出现的人物服饰、器皿、牲畜种类、舞蹈以及乐器等还有不尽相同之处，具 有各自的民族与地 域特点，但在图像中所反映出的某些共同的文化传统却是一致的，而这些传统在我国北方草原民族中流行甚广，源头许多应当是来自中亚与西域文明。

例如骑射狩猎，安伽、虞弘、史君等粟特人墓的石刻画像中都出现了大量骑射狩猎的场面，动物被骑马的人物追杀射击，正在惊恐逃窜。同样的画面在郭里木的吐蕃 棺板画上也有形象生动的描绘。只是前者图像中被射杀的主要是北方草原常见的羚羊、野鹿、野猪、兔子等动物，而在郭里木吐蕃棺板画被追杀的动物中还出现了野 牦牛、长角鹿、藏羚羊等青藏高原常见的动物。

公元5到7世纪的波斯萨珊银盘上，也常见人物头戴王冠、腰悬箭 囊和短剑，正在执弓射杀动物的场面。被狩猎的动物有山羊、鹿、猪、狮子、豹子等。画面上骑马人物与被追杀动物的构图方式、骑射者手执弓箭猎杀动物的姿态与中土发现的粟特、吐蕃棺板画上的图像均有相似之处。

商队出行图

耐人寻味的是，在粟特人墓葬石刻中，常常与骑射狩猎图像并行的还有商队出行图。如史君墓石堂西壁，有一个由马、骆驼和驴组成的商队，商队的最前面是两名男 子，其中一位腰上挂着箭囊，两匹马的后面是两头驮载着货物的骆驼。与这类画面相似的场景，也出现在其他粟特人系统的墓葬石刻画像中。 青海郭里木现已流失于民间的一具棺板画的起首也绘有商队场面，一匹驮载货物的骆驼，货物上覆盖着带有条纹的织物，胳驼后面跟随一骑马人，头上戴着 似“山”字形的船形帽，似为押运货物的人员。

如同有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在不断扩张与征服基础上形成的吐蕃王国，也是由许多民族共同体组成的，其中就包括了苏毗、吐谷浑、党项等民族。在吐谷浑 当中，即有类似粟特人的商队。因此，一方面在吐蕃征服占领吐谷浑之后，吐蕃属下的吐谷浑人仍然有可能继续组成这样的商队进行丝路贸易活动；另一方面，以往 的研究中，我们往往较多的注意到吐蕃人出入中亚地区的军事征服与领土扩张，而忽略其在丝路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联系到郭里木所出棺板上的画像内容来看，吐蕃 人很可能也继承了中亚 民族丝绸贸易的传统，同样有规模不等的商队活动在“髙原丝绸之路”上。

帐外宴饮乐舞

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中还甚为流行帐外宴饮乐舞场面。如安伽墓后屏六幅图像中有乐舞图，上半部为奏乐合唱图，下半部为舞蹈图，奏乐者演奏的乐器有琵琶、箜篌等，舞蹈者双手相握举过头顶，扭腰摆臀向后抬右 脚，正在跳着“胡旋舞”。

郭里木吐蕃木棺板画中也有不少帐外宴饮乐舞场面，如上面所列举的一具现已流散于民间的吐蕃棺板画上，在大帐外设有一四足胡床，主人身穿翻领长袍、头上缠高 头巾，坐于胡床之上，其左侧有人侍立，面前一人正屈身弯腰向其敬礼。主人右后方站立有一排五位乐人，手中各执乐器正在演奏，面对主人的空地上一舞者戴冠， 一只长袖高举过头正在起舞，左后方一排四人席地而坐，正在观看表演。

这种在野外设帐歌舞宴饮的习俗，主要流行于北方游牧民族当中，而乐舞中的“胡旋舞”是中古时期流行于西域胡族继而传播到汉地的一种民族舞蹈。安伽墓中反映 的多为中亚人的生活情景，而吐蕃棺板画中出现的乐舞场面从构图方式与表现 手法上都体现出了与粟特人相同的特点，现存于西藏拉萨市大昭寺内的一个吐蕃时期银瓶上曾出现有身穿吐蕃服装、正跳着“胡旋舞”的人物和饮酒大醉的场面，和 郭里木吐蕃棺板画上的画面十分近似，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传统主要也是受到中亚和西域文化的影响。

由于粟特本土被阿拉伯人占领，粟特人无法返回家乡而留居敦煌。到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粟特后裔大多数已经 皈依佛教，并且成为敦煌佛寺有力的支持者。可以设想，敦煌粟特人和作为占领者的吐蕃人之间通过宗教和其他方式发生联系的可能性会是很大的。

不过，在此笔者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粟特人与青海吐蕃人反映在棺板装饰传统上的诸多共性，不排除其间有过相互影响、彼此借鉴的可能性，但这种共性的产生主要 还是从广阔的西域与中亚历史文化背景中获取而来，不一定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直线或单线的传承关系。（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