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吐蕃王国的绘画资料能够留传至今的为数甚少，过去学术界研究吐蕃民族的服饰情况，除了从汉藏文献记载中寻找线索之外，直接的图像实物史料主要依靠 敦煌莫高窟吐蕃时期的部分石窟壁画以及部分出土于“藏经洞”内的绢纸画上有限的人物形象。随着都兰、郭里木吐蕃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彩绘木棺板画（包括彩绘的 木制随葬器物）使得我们对于吐蕃服饰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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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头上都缠有头巾，是棺板画上主体民族的显著特点之一。头巾的束结方式可分为束结为细高筒状和较低平的两种样式。如在郭里木一号棺板画A板左侧画面上绘有两座前后相连接的圆形毡帐，在前面一座大帐之内有男女二人对坐而饮，其中男子头上缠有高筒状的白色头巾。

这种束结头巾呈现高筒状的做法，在吐蕃时期的一些石刻造像中也可以见到，如西藏东部昌都地区芒康县境内的扎果西沟吐蕃造像，及与之相邻的邦达乡让堆村境内 的“朗巴朗则”造 像群中的八在菩萨像，还有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勒巴沟石刻“赞普礼佛图”中的四个礼佛人物形像。敦煌绢画、壁画中也绘有不少吐蕃人头巾呈如此高筒状。

卫藏地区佛教后弘期初期的壁画供养人形象也有这样的头饰。如山南扎囊县札塘寺大殿壁画。有学者认为：“这种吐蕃头饰或许代表了一种札塘艺术家怀念吐蕃诸王的情绪。”

此外，在棺板画上绘出的主体民族人物形象中，男子头饰更为多见的是一种头巾束结得较为低平的式样，这种缠巾方式是将头巾缠绕二至三圈后盘结于头顶，顶部低平。从画面场景当中来看，这类人物的身份多为侍从、武士之类，身份明显低于束结高筒状头巾的人物。

木棺板画上主体民族无论男女都身着垂至脚踝的长袍，袍服式样主要的区别在衣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角形大小翻领、直领交叉、圆领三种样式。

三角大翻领长袍在吐蕃时期十分流行。前述发现于青海和藏东一带吐蕃时期石刻造像当中的人物形象，除头上束结高筒状头巾之外，身上也多穿着带有三角形大翻领的长袍，腰间束带。

除了三角形大翻领之外，在棺板画中还出现了一种三角形小翻领长袍，领子的宽度较小，衣领向领口两侧略翻开呈小三角形，与翻卷至肩部的大三角形翻领长袍明显有别。

上述两种长袍式样在郭里木棺板画上出现最多，总体上可归纳为一种式样。联系敦煌出土图像资料来看，这种服饰可能是吐蕃人最为流行的一种式样。直到吐蕃王朝灭亡之后，其后裔远逃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建立起的古格王朝，其早期王室贵族的服饰都沿袭了这种基本式样。

直领交叉式长袍最典型的例子可举郭里木一号棺板画A板毡帐宴饮图中帐门外两侍从的服饰。类似的还有在帐外射杀牦牛的人。

这一号棺板上还出现了第三种长袍式样——圆领式，让人联想到旧题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中的吐蕃使臣禄东赞所着袍服。这与唐人汉装颇为接近。另见于西安发现 的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其西客使图中第五人亦被认为是吐蕃使节。这两幅都是在与汉族交往的特殊场合中所穿着，可能表示吐蕃人在选择服饰时也是讲究 礼节的。

棺板画中所有女性也均身着长袍，长袍的式样有三角形大翻领和直襟式无领两类。敦煌第159窟所绘吐蕃贵妇形象与棺板画上所绘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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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板画上的男女人物服饰还有一个很引人注意的特点，就是在袍服的某些部位如衣领、衣袖、衣襟等处用纹绵加以装饰，所用纹锦的纹样多为联珠纹饰。这个现象对于我们认识北朝隋唐以来西北及青藏地区织物纹锦流行的情况有一些新启示。

西北及青藏高原诸部在服饰上采用织物纹锦加以装饰的做法较为常见，多见于文献记载。但是，无论是胡族的“饰以纹锦”，还是唐人的“易其绣文”，这种具有瑞 兽纹样的织物纹锦究竟是如何装饰在衣袍之上的过去并不是十分清楚。沈从文先生曾注意到西安石刻唐《凌烟阁功臣图》上所刻的李勣图像，在其两个衣袖的下方各 缀有一联珠纹样织物。此前这还近于孤例，而青海出土的木棺板画上则可以找出不少类似的袍服上缀以联珠纹织物的例子。

若再进一步细致观察，可以发现在袖口缀以织锦的具体方式有三种：第一种如李勣像；第二种如同今天的袖套一般；第三种如臂章式样，将纹锦罩在上臂部位。第三种唯见男子使用，所以可能除了装饰之外，还起到某种标识身份的作用。（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