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里木棺板画B板的叙事结构与A板完全相同，画面以棺板的矮帮为起首，渐向棺板的高帮推进，到拂庐宴饮形成高潮。现按B板的叙事结构，将情节区分并给予说明。

灵帐举哀

这一场景画在棺板右下，人群分成两组。紧靠棺板右边，画三人四马。马匹站成一排，头身皆披红黑图案的彩衣，类似虎皮。马前并排站立的人物，有二人戴黑底红 纹的大沿礼帽，一人缠头，腰间佩刀，人物表情肃穆。与他们相对，画一躬身长袖的接待者。这组人物的前方，可见三位免冠的人物，跪在小帐门前。小帐略与人 高，特用红黑基调的对圆连珠纹织品制成，与马衣的装饰相似。门帘开处，依稀可见类似棺木的彩画线条（因画面过于模糊，不能确认其形），这应是专为死者而设 的灵帐。灵帐的上方画四位女子，领前的一位脸上有用墨线画出的泪痕，其余的女子表情悲苦。灵帐下方画三位背向的人物，从缠头戴帽的装束来看，应为男子。这 两组夹侍灵帐的男女人物，或是死者的亲属，他们为死者守灵，接受前来的吊唁者。隔灵帐稍远，还画有女侍、骆驼和盛酒的大罐。

关于吐蕃的葬俗，《旧唐书·吐蕃传》的记载仅限于父母和赞普的丧事：

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箭之类，皆悉埋之，仍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

现据新疆米兰古藏文简牍补充与灵帐举哀画面相关的记录。木简记载：

哀悼开始，直到被埋葬男方的所有妻子们悲痛到了极点（为疾患致死？），由水酒供者(?)带来，主人和仆人们开怀畅饮。

根据米兰木简，吐蕃葬俗举哀哭灵的仪式是清楚的。

多玛超荐

图像画于棺板右上角，画三人，板边彩马的上方画一扬头举袖作呼号状的人物，着蓝色衣，人物仅画出半身，头上戴有小冠，身后画一位红袍红帽的人物，与这二人 相对，也有一位头戴小冠的男子，作跨步伸手的姿势，手上持有类似画笔的物件，手的前方是一件挂起的红衣，衣有长带垂下。在这个情节中，举袖呼号的蓝衣人和 红衣人头上都戴有小冠，与棺板上其他人物缠头或戴虚帽均不相同，画衣者和呼号者应是在进行葬礼的一种仪式。

吐蕃葬礼用苯教仪轨，由苯教师主持。苯教师最明显的标志是头戴鸟冠，唐朝会盟使臣刘元鼎在吐蕃牙帐见到的苯教师就是“鸟冠虎带”的打扮，《新唐书·吐蕃 传》引刘元鼎说：“巫祝鸟冠虎带击鼓，凡入者搜索而进。”他们在做超荐法事时，分别要承办制作死者亡灵替身的假人假物和祭神的供品等事宜，这些供品称作 “多玛供”。多玛供有两个关键的内容，其一是制作假人假物作为替身，其二是仪式过程中有苯教师念诵咒语。这两个情节都画在了棺板上，执笔画衣的人物表示是 在制作假人，举袖向天的蓝衣人应是念诵咒语的动作。他们头额上的小冠，标明了他们苯教师的身份。

牛马献祭

画在擎幡骑队的下方，右接灵帐举哀图，画上生动地画出四位持棍棒赶牛马的人物，其中三人骑马正将牛马拢集起来，另有一位红衣人站在灵帐后，扶棍躬身合手，正向守灵者禀告事宜。

这群被拢集的牛马紧接着灵帐，并画出向守灵人禀告的情节，因此可以认为被拢集的牛马一定是葬礼之需。按吐蕃苯教的葬俗，人死超荐需用牛马牲灵，亲朋会集，杀马动辄数十匹，多至百匹。通过献祭动物这种方式，死者的灵魂得享天国的喜宴。以下录一则藏文资料：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录伦赞赞普与韦·义策盟誓誓词：

义策忠贞不贰，你死后，我为尔营葬，杀马百匹以行粮，子孙后代无论何人，均赐以金字告身，不令断绝！

伦赞赞普誓词的两个承诺之一就是为义策死后营葬，杀马百匹献祭超荐。赤松德赞在位时，极力推行佛教，但苯教势力很强大，宰杀牛马，用血牲祭神，有违于佛教的主张，赞普欲借佛教僧人寂护与苯教师的辩论来推行佛教，他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宰杀牛马的苯教习俗。

葬吉宴饮

这是B板上人物最多的画面，位于棺板的左侧高帮，占了几近棺板的一半。画面有一大帐，宴饮的酒席设在大帐之外，帐门外画一跪坐男子与人对酒，卷帘处有一女 子手捧碗盏，他们可能是宴会的主人。画的前景处绘有坐地宴饮者，起立敬酒者以及侍宴者。宴饮场地的中央，画一躬身长袖面向帐门的人物，远处画席地围坐的女 宾。大帐的左侧贴板边另画有人物，但因画面漫漶，不能清楚辨识。现能清楚指认的宴饮人物共有28位，宴饮的气氛较为轻松，是葬礼结束后的一次酒宴。

吐蕃人的葬俗相对简省，正是《吐蕃传》所说的“既葬即吉”。除吉即行酒宴，是参加葬礼的苯教师、亲朋好友的聚会。棺板画上的这一习俗在古藏文简牍资料上也有反映，前节引录的新疆米兰木简译文中清楚的记着在葬礼结束后“主人和仆人们开怀畅饮。”

以上B板各画面描绘的是一次葬礼的几个典型情节，吐蕃画家用纪实的手法，再现了一位吐蕃贵族的葬礼。（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