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种植金禾女贞而拼成的大大的“茶”字呈现出美丽的柠檬黄，在整片青绿的茶山中格外显眼（航拍四川 王曦 摄）

1967年春，我患阑尾炎在西藏军区总医院手术。同病室八个人。除我外，其余有六个人是汽车兵，一个人是兵站炊事员。我们素不相识，只是萍水相逢。

我入院时诊断为阑尾炎急性发作，晚上住院，第二天上午手术。中午回到病房，那几个战友帮助护士把我抬到床上，给我盖好被子。下午，麻醉药劲儿过后，我的刀口疼痛，内脏似翻江倒海般难受。几个战友围在我病床旁，反复问我要不要叫医生。晚上，医生下班前来看了我，他说慢慢就好了。我坚持着，但是感到舌干口燥，那几个战友赶紧给我倒了杯开水，我很快就喝下去了，可是没想到更难受了。他们又叫来了医生。医生问我是不是喝水了？我说是。医生说：“我说过不能吃东西。”他又批评那几个战友：“谁让你们给他水喝了？”我赶紧说：“不怪他们，是我自己要喝的。”那些战友说：“我们不懂，好心办了坏事。”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表示歉疚，反而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当天晚上医院放电影。当时在西藏能看上一场电影是求之不得的乐事。对于汽车兵更是难得的机会。我催着他们都去看电影，他们商量后决定留下两个人照顾我。我不肯，最后还是留下了两个人，说是陪我说说话，分散我的注意力，这样能减轻我的痛苦。

第二天，医生查房时对我说：“早点儿下床走动，防止肠粘连”。第三天我就下床了，因为没有拆线，刀口还是揪着痛，我只能弯着腰慢慢移动。那几个战友就在我周围护着我，扶着我，怕我摔倒。

一天，一个小个子驾驶员问我的部队是不是在拉萨。我说是。他说求我一件事，能不能给弄点茶叶?他们想喝一杯茶水。这句话让我震惊了。这算是什么特殊要求？仅仅是一杯茶水呀。但是我知道，西藏兵喝上一口浓香的热茶是多么的不易。高原气压低，水烧到75度就到沸

点了，用这水煮的米饭都是夹生的。这些汽车兵常年累月在高海拔的青藏线上跑，战严寒斗冰雪，常常吃不上一口热饭，喝不上一口开水，一杯清香暖暖的热茶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我们那时每月每人发给一两花茶，我去给战友们打电话，说谁有茶叶都收集给我。很快，战友送来了一大纸包茶叶，约有二斤。我分给了同病室的战友，他们连连感谢。我看到他们每人泡了一杯，还有人用双手捧着军用缸子一口一口地品着香味，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一周后拆线我就出院了。我觉得以后不会遇到他们了，连他们的单位姓名都没留下。

1968年春，我休假，走青藏线。当车队走到安多兵站，我们正准备吃晚饭时，从厨房里走出来一个人，穿着工作服，显然是炊事员。他先看看饭盆里还有没有饭，然后把饭堂的人扫视了一遍后，突然来到我面前说：“你别吃了，跟我走。”我先是一楞，再一细看，是我手术时同病房的病友。他把我领到他的宿舍，让我等一下。说完他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端来一盘花生米和一盘炒冻猪肉，居然还有一瓶白酒。他叫来了两个陕西老乡。我们像久别的亲人，边吃边喝边聊。他说，在医院，你给我的茶叶好香啊！吃完饭，我要去休息了，他说：“今天别去睡大通铺了，就在我这儿睡。”因为旅途劳累，我很快就睡着了。半夜，我被热醒了，身上直冒汗。当我坐起来一看，那个战友正往火炉里加柴火。他没有脱衣服，没有睡觉，一直在烧火。我看见火苗把他的脸映得通红。我顿时就愣住了，好一会儿没说出话来。我哽咽地说：“快别烧了，你睡会儿吧！”他说：“安多这地方冷得很，我怕冻着你。”第二天早上他送我上车，我俩的双手紧紧地握了很久，依依不舍地分开了。

车队走到格尔木后，汽车连接到命令，不去西宁了，另有任务。格尔木到西宁还有四天的路程。我只好等去西宁的车队。在这举目无亲、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兵站上，我是毫无办法，只有等待。

一天早饭后，我去刷碗，觉得背后有人拍我肩膀，我回头一看，认出是当时的另一个病友。他问我：“你怎么会在这儿？”当他得知我的处境后，便让我坐他的车走。我这才知道，他是汽车连的班长。我坐在驾驶室里，暖暖的。第二天，他让我换车，他说他的车在车队后边，到兵站晚。他联系了连队的报饭车，这车是提前出发的。他说：“你先到兵站就能早点儿休息，还能抢到好房间。”车队到湟源后他们连队就回团部了。他又去营里为我找了一辆去西宁的单车。这一路，他精心地照顾我。可惜，我再也没能见到他。

当我休假返回拉萨路过安多兵站时，我提着糖果点心去找那个炊事员，他的战友告诉我，他因身体有病提前复员了。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挥之不去的记忆，触动着我的灵魂，改造着我的人生观。战友情胜过兄弟情，西藏战友情要比骨肉亲情还亲。那是特殊环境下结成的纯真友情。（中国西藏网 文/张卫民 作者曾长期在西藏部队工作,现为北京建藏援藏协会二分部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