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12月9日举行会议，同意追授钟扬同志“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一生科研报国，在西藏留下50万公里的足迹，在6000多米雪原采集了4000万颗种子；16年艰苦援藏，为西藏高等教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30年教书育人，将每个学生视为一颗宝贵种子，不让任何人掉队；他求真务实，曾言“这辈子，一个人留下的不在于多少论文、奖项，而在于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本该继续发光发热的生命因为一次意外车祸，永远在停留在了2017年9月25日。昨日，著名植物学家钟扬教授的生前同事、好友、学生在复旦大学逸夫楼内，向大家分享了他的感人故事。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作为一名植物学家，钟扬深知，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整个人类未来。他将种质资源作为科研主攻方向之一，毕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

“植物学”这个专业听起来可能非常浪漫，看花开花落，看种子破土发芽，背后的艰辛却不为大众所知。为了收集椰子的种子，需要动用两辆大卡车运输；为了收集桃核，去说服当地老乡吃完两大麻袋桃子；更不用说为了珍贵种子，跋山涉水经历生死一瞬。

青藏高原作为国家最大的生物“基因库”，拥有1000多种特有种子植物，这些珍稀植物资源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都意义非凡。但由于高寒艰险、环境恶劣，植物学家甚少涉足。将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盘点清楚，把这个最大的生物“基因库”真正建立起来，为国家和人类储存下绵延后世的丰富“基因”宝藏，成为钟扬毕生的追求。

自2001年始，钟扬十几年如一日，在雪域高原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蜿蜒崎岖的盘山路上，被滚落的巨石击中车辆；在广袤无垠的荒野，忍受饥饿带来的绝望；两个馒头一瓶水一包榨菜就是外出考察的粮食；找不到旅店裹着大衣睡在车上，突遇大雨冰雹就躲在山窝里。一天奔波七八百公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只为搜集到最全面的植物遗传信息。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很特别的名字———“钟大胆”，因为不管多么危险，多么困难，只要对研究有帮助，钟扬就一往无前。

夜以继日的奔波、不畏艰险的探索，钟扬在青藏高原这块宝库中，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他和团队采集的高原香柏已提取出抗癌成分；他们在雪域高原追踪数年，最终寻获“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他带领学生花了整整3年时间，不顾重重险境，终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还通过研究，找到了可在制香功能上替代巨柏的柏木，从根本上为珍稀巨柏筑起了保护屏障。在出现高原反应、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的情况，他和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分布在海拔最高的种子植物鼠曲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高度。

“海拔越高、越艰难的地方，植物的生命力越顽强。”钟扬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在艰苦环境下生长，但更有韧性。

“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在钟扬30载的教师生涯中，有一个不平凡的目标。

初到复旦大学，钟扬就提过这样一个数据：上海在我国生物多样性城市排名中位列倒数第一，北京倒数第二。但是这两个生物多样性相对贫乏的地区，却集中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将近一半的人才。他积极投身到援藏工作中，先后担任西藏大学特聘教授，西藏大学校长助理。

刚到西藏时，钟扬发现，西藏大学的植物学专业属于“三无”专业：无教授，无博士学位教师，申请课题无基础。更关键的是，老师们似乎并不相信钟扬的到来能改变西藏大学的植物学专业。在他们看来，来过西藏的教授一拨又一拨，合作的团队一批又一批，却始终未能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上取得重大进展。这个新来的教授能带来新研究，新项目吗？就在大家疑问的目光中，钟扬在西藏大学扎了根，这一坚守就是整整16年。

在西藏大学扎根的16年中，钟扬弥补了西藏高等教育中一个又一个空白：培养了藏族第一个植物学博士，帮助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带出了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名单。

在钟扬心中，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都有自己的价值。一名患有“肌无力”的学生听过钟扬的讲座后对植物学产生了兴趣，并报考了该专业。钟扬知道后毅然将其收入门下，为他规划适合的发展道路，悉心指导科研，如今这名学生已成为中科院的科研人员，延续着钟扬的梦想。

少数民族学生是钟扬重点培养的对象。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十几年间，他培养的学生已遍布西部各省份，藏族首位植物学博士扎西次仁已成为西藏种质资源库主任，博士生拉琼已成为西藏大学生命科学系第一位生态学博士生导师，哈萨克族首位植物学博士吾买尔夏提也回到新疆农业大学任教，成为民族地区急需的科研教学骨干。

“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是要从小培养的，现在让他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

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科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对青少年儿童的教育普及。在繁忙的科研教学之余，钟扬将巨大的精力投入到大众科普教育中去。他曾经说过，现在科学界非常好的文章，大多发表在《Nature》、《Science》等期刊上，但这都是提供给科学家的专业文章，为了唤醒小朋友科学意识，为了培养未来的科学家，他愿意做更多的科普工作。钟扬每年为公众进行科普讲座约30次，努力在孩子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

作为上海科技馆学术委员会的成员，钟扬先后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此外，他还承担了上海科技馆英文图文翻译和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他还是最受青少年欢迎的明星专家，常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他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

温泉蛇生长环境独特，种群和个体数量较少，仅见于西藏，标本非常罕见。自然博物馆征集了数年，寻遍了全国的大学、科研院所、标本公司而不可得。该馆联系到了常年在西藏工作的钟扬。经过辛苦探索，终于在2011年圣诞节前夕，钟扬采集到了温泉蛇样本。为了安全保存、顺利运送温泉蛇，钟扬特意来邮件询问博物馆对温泉蛇标本制作的要求，了解动物标本运输过程的保存方法。除了提供青藏高原温泉蛇标本，钟扬还多次将西藏带回来的珍贵标本赠送给上海自然科学博物馆。

就在去世前不久，钟扬到西藏墨脱最偏远的背崩乡上钞希望小学，为那里160多名门巴族学生做科普讲座。讲座结束后，钟扬看到学校破败的情况，当即想要捐出10万块钱，可被校长拒绝了，“比起钱，这里的孩子更需要像您这样给他们带来科学的火种。钟教授，您以后一定要常来呀！”钟扬毫不犹豫答应了，可是一向信守诺言的他这一次却无法兑现了。

“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

2015年，钟扬经历了一场生死劫，他突发脑溢血，一度被送进重症监护室。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口述让人写下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在信中，他谈到自己多年在西藏的工作，他意识到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他将矢志不渝将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长期的高原生活和过高的工作强度，使钟扬出现心脏肥大、血管脆弱等种种症状，医生曾多次警告他不适合再进藏工作。但他还是一次次毅然选择了遵循初心，一次次踏上了援藏的路。

从武汉植物所副所长到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尽管待过多个领导岗位，但钟扬严格自律、简朴廉洁的作风却从未改变。一条几十块的牛仔裤陪他跋山涉水，一个军用背包用了十几年，肩带早已磨破。在他去世后，一些同事上门探望才发现“钟扬家里竟一直是上个世纪的老旧陈设，简陋的家具，老式的电视机，简直难以和他的身份联想到一起”。和他熟悉的同事都知道，“钟扬从来不对职务待遇、收入条件有任何要求，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做事，做对国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

在钟扬的追思会上，一幅挽联道不尽钟扬追梦的一生、拼搏的一生、奉献的一生，“风华五三秋崇德育人桃李天下播种未来，雪域十六载援藏报国胸怀西部常在路上”。那一天，钟扬80多岁的父亲对治丧小组提出了家属唯一的“要求”：“我们只希望在悼词里写上，钟扬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世间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

这是钟扬生前最喜欢的一首藏族诗歌。他一生奔波于改革发展最前沿的上海和高寒的地球“第三极”西藏，用手盘点生物家底，用脚丈量巍巍雪原，用爱浇灌希望之花，用心厚植国家未来，把希望播撒在祖国大地上，像藏波罗花一般深深扎根，顽强绽放，为国家和时代留下了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而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道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我是钟扬，一名工作在青藏高原的生物学家，一名来自上海的援藏教师。”正如钟扬自己说过的那样，梦想的种子将会不断生根发芽，传承下去。

（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