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余辉一直忘不了少年选择爱好绘画时，身为军人的父母对他说过的一番话：“爱好你可以自己选择，但为国家服务的目标不能变。”这个初心让余辉至今依然保有一份不变的天真，“心中有理想者，不会急功近利抄近道，不会被蝇头小利所干扰，有相伴寂寞的勇气，才能弄清楚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才有真正的自信心。”其实，他的寂寞里并不孤独：“古画里，有我最爱的精神世界。”

每天清晨7点，余辉从家出发，踏上捷安特，从神武门进入故宫博物院，沿朱红宫墙、青石砖地骑行一阵儿，至西北角楼底下的一座小院前停下。这座门口挂着“故宫研究院”牌子的木质结构小院，以前曾是故宫的城隍庙，如今是余辉办公的所在地。逼仄狭小的办公室里，他常常一待就是10个小时。在别人看来，余辉走了一条寂寞之道。在余辉眼里，每天孜孜不倦赶赴的，是一场场精神盛宴。

为一事而来

语速总是平缓的，即使被打断，等人讲完，他继续从打断处讲述，无抱怨。余辉身上这种平和、坚定的力量，宛若潺潺不断的溪流，冲刷着岁月坚石的锋利。

革命理想主义的特质在余辉身上也有所体现。“人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一事而来，为一事而去。”余辉选择到故宫，是为了古代绘画。1990年，从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后，余辉进入故宫从事文物鉴定与研究，至今已有27年。

文物价值连城，研究者却并不追求富贵，“故宫提供的工资待遇，只要不过奢侈的生活，那都是够的。”见多了文物背后几个世纪的悲喜故事，说到财富，余辉神情淡泊。故宫馆藏的历代珍品上百万件，财富的主人几易其主，不知所踪。“其实，知识才是真正的财富，不仅可以相伴一生，拥有的幸福感也可以与人分享。”余辉乐于称颂的道，与文物研究有关。

多年前在欧洲一家博物馆的修复室里，余辉看到，一些藏品经中国技师之手，修复得完好如初。但细细查看后，他不得不皱眉吐露实言：这些修复的藏品里，有的是赝品。连三级品都算不上的赝品修复花费了技师大量的时间，真迹却“躺”在库房里，真是莫大的讽刺。“文物破损了，运用理化知识，可以修补恢复，这是物质层面的保护。”在余辉看来，文物鉴定与研究是关乎文物的精神保护，涉及文物的真伪和内容阐释，应先于物质保护。

居住过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故宫，于1925年成立故宫博物院，保管着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旧藏珍宝，还通过国家调拨、社会征集和私人捐赠等方式，形成了书画、器物、古籍档案等文物种类。上世纪80年代左右，徐邦达、启功、朱家溍等老一辈书画鉴定家完成了对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的鉴定分级。等到1990年余辉进入故宫陈列部工作时，古代绘画的真伪鉴定工作基本完成了。

余辉到故宫头十几年的工作，就是从事书画展览工作，经常性的事务是选展品、写说明。在过手了大量的文物后，年轻的学者慢慢发现：文物虽然定级了，但许多作品的特别是宋元绘画的内容及作者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创作动机并不清晰。研究文物精神内涵的愿望，驱动着31岁的余辉立志踏上对古画“知其所以然”的探究之道。

余辉最初的志向是从事绘画创作。老师的一句话，让他改变了职业轨迹。1983年夏，即将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的余辉去拜见徐悲鸿的弟子杨建侯教授。“不要成为画匠！”老先生的忠告反而引起余辉的好奇：“画家与画匠的根本区别在哪儿？”老先生沉思了一下：“在于懂不懂艺术史。”

其后4年，余辉像要解除咒语一般，把自己“埋”入故纸堆里，遍读了当时跟绘画史有关的研究文章和专著。“越看越觉得里面大有探索空间。”这时，他不得不把绘画创作放到一边，考取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师从薄松年先生。“因为是‘半路出家’，一进校，其他研究生同学已经进入专题研究了，导师要求我和小十岁的本科生同堂听课、考试……”30年后再谈起当初的“窝囊”经历，余辉深深感谢：“多亏了那时被逼着打下的基础。”

坐在自己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余辉边用暖水瓶给茶杯里续水，边在氤氲的热气里回忆起青年往事：“我下决心来故宫，走入文物研究行业，跟启功先生有关。”

“给碎片化的古代艺术史作拼图”

1989年初夏的一天，余辉坐在中央美院的学生宿舍里发愣。再有一年就毕业了，论文还没有着落，他满心焦虑。一阵凉风袭来，一张张地吹拂起他面前《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画页，到五代胡迍的《卓歇图》卷时，风停了。

看着画中古代人物歇息、乐舞的场景，余辉不由心念一动：“真是胡迍画的吗？谁说的？有根据吗？画中的人物到底是哪个少数民族？他们生活在哪个朝代？”余辉一查后面的题跋，最早是元代王时将此图作者定为五代胡迍，没有提出任何依据。

鉴定靠的是实证，不是个人感觉。“可否通过图中所绘少数民族的族属和该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性，来判定绘制年代、创作目的和民族心态？”运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弄清楚古代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形象和衣冠服饰、军械器用和生活场景，再与画进行比对，这样的证实工作繁复琐细。不怕麻烦的余辉通过服装、发饰、器物的比对和考证，鉴定出《卓歇图》卷等清宫旧藏的一批旧传五代胡迍、李赞华的绘画的是金代女真人，而不是旧传的契丹人。就此写就的毕业论文《金代人马画初探》得到了导师薄松年先生的鼓励，导师认为应当听听启功先生的意见，邀请老先生参加这个新秀的论文答辩会。

启功先生极痛快地答应了：“这个是正经事，我一定去。”他不但去了，还十分肯定余辉的研究方法，“鉴定这种古代绘画，就要用实证实据的研究方法。”他还给这篇论文撰写了评语并刊登在1990年第四期的《美术研究》上，着重介绍给业内同行。1996年，余辉用同样的方法揭开了旧作辽代陈及之的《便桥会盟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实为元代绘画，立即被国外学者翻译后刊载在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文集里，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引起国外同行的热议。

知遇之恩让余辉受到了感召，从此“越陷越深”，利用民族学、文献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并尝试建立一套鉴定早期绘画的基本方法并使之理论化、系统化，成为余辉在故宫前20年的研究方向。

也有学者认为：画就是画，不要太纠缠历史。余辉发现，有许多绘画创作才不过几十年，欣赏者对主题的理解就出现了较大偏差。“这个偏差就是降解，降解会造成对历史的误读误判，还会掩盖历史的真相。”屡次告捷让余辉明确了志向：“我要解开藏在古画里的历史密码！”

余辉最钟情的，是那些被反复研究过的名家名画。不少学者抱怨：常见的文物都被研究过了，封存的文物又看不到，难以研究。“天使和魔鬼都是在细节中出现的。”余辉最爱的这句谚语恰恰说明了他能突破思想惰性，不人云亦云的原因———对细节的反复“纠缠”。

古画中最为人知的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从1950年被发现至今60余年间，这幅反映北宋社会的“百科全图”受到国内外学界的热烈关注，相关论文和专著400余篇。

研究《清明上河图》的8年时间里，余辉4次在清明节前后实地考察开封，力争要“返回”张择端创作的历史现场。为了弄清楚张择端少年生活过的山东诸城，他从张择端的老家启程，循着到开封的路线一路西行，实地考察沿途的民风民俗。余辉从画中数十处反映北宋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细节入手，解读卷后金元明诸家跋文，考证画家生平；考证出画中女性流行的衣冠服饰，以及党争败方的书法屏风沦为苫布、羊肉牌价、私家漕粮入汴等事件，锁定了该图绘制的时间是崇宁年间（1102-1106）中后期；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考证出北宋后期暗伏的社会危机，画家以曲谏方式劝诫皇帝关注社会隐患。之后，余辉紧紧“咬住”《清明上河图》不放，找到了它的姊妹卷《西湖争标图》，即元代摹本《龙舟夺标图》（故宫博物院藏），使观者对张择端本人及其作品有了更丰富的认识。

为了将《清明上河图》与宋代开封地图进行比对，余辉模拟航空测绘的办法，手绘《清明上河图》的“鸟瞰图”。外国学者看了，还以为是中国开发的新软件。

呵呵一笑间，谁又知道，余辉不惜运用一切科学手段来突破瓶颈。“根据已知的条件，求证出未知的事实，这类似于数学里的几何学。”孤独的求索者在一些零星散乱、碎片化甚至是看似孤立的图像中，找寻着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外在形态变化的规律，余辉揶揄自己在“给碎片化的古代艺术史作拼图”。

余辉还从一个从不被人注意的细节里，揭开了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卷（北宋摹本，故宫博物院藏）的真正画意：画中的棋局全用黑子摆出了北斗七星围着北极星的图形，这与图中李中主和三个弟弟的座位与李家“兄终弟及”的继位顺序完全一致。“实际上，这幅图是在向朝中表明他们的王位继承法。”余辉说。

在故宫即将展出北宋《千里江山图》卷之际，余辉又根据相关文献，考证出作者王希孟短暂的一生也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入画学、师从徽宗，与蔡京的利用、运作有一定关系。根据画中景物，判定他比较熟悉福建仙游、庐山及鄱阳湖、苏州、开封等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画家进一步拓展了北方全景式大山大水手卷构图的视野、完善了青绿山水画的造型程式和色彩语言，实践了北宋末“丰亨豫大”的审美观。

类似这样探案揭秘性的古画研究，余辉写就了50余篇论文，涉及上百件古代名画的内涵和外延及作者考订，如关于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等，多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美国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包华石比喻为“福尔摩斯式的古画探索”。

流落的文物被“弄痛了”

2001年夏天，在欧盟最高会议的主席台上，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正出神地看着一本英文杂志Orientations（《东方艺术》），有记者拍下了这个瞬间。余辉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考证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卷（唐摹本）和故宫博物院南宋本的渊源历史，据此写就的《宋本〈女史箴图〉卷研究》，让希拉克在那样一个重要场合分了神。足以见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不限国界、不限场合。

新中国成立前，国家战乱不断，大量文物流向国外，外国的博物馆因此藏有不少的中国文物。30余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许多外国博物馆越来越重视整理和展览馆藏的中国文物，与故宫博物院的合作交流也越来越频繁。2006年，根据故宫博物院与大英博物馆的合作协议，英方派两人为故宫修理钟表，故宫帮他们整理书画，这种文化交流被余辉称为“换工”。由此，余辉被邀请到大英博物馆工作。20多个工作日里，余辉一人完成了大英博物馆400余件主要绘画藏品的作者、定名、时代、文物定级，以便于他们决定文物修复的轻重缓急。

正是在大英博物馆的库房里，余辉看到了悬挂在墙上的《女史箴图》卷（唐摹本）。这幅中国最早的人物画竟然出现了严重的掉渣现象，露出了星星点点的裱褙纸，像晶莹的泪花，流落的文物被“弄痛了”！

余辉告诉他们：“赶紧取下来，平放在绝氧的玻璃展柜里。”

190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至海外的这幅名作是绢本，按照中国古代“纸寿千年绢八百”的说法，这幅1300多岁的画已超期“服役”。加上西方人对丝织品不敏感，绢在使用时受到震动出现折痕，在外界物理作用下，折痕慢慢扩大，破的地方就会翘起，时间一长受地心引力作用就会掉下渣来。

地上的渣刺痛了余辉的眼，而让余辉更心痛的，是欧美博物馆采用日本式的装裱方式，对待中国绘画。

一幅中国绘画立轴的上下左右四方，原本会有一些文人的题字，其中蕴含了大量与该画有关的文化信息。但由于西方人最早是从日本人那里得到的中国绘画，于是邀请日本人去装裱中国绘画。日本的装裱方式是裁去裱边，把画心裱在木板上，《女史箴图》也因此被拦腰裁成了两段，裱在板上。此外，他们还在库房里做了很多的轨道，将裱在木板上的画插入轨道进行存放。在美国的佛利尔美术馆，余辉看到许多宋元绘画都已经按照这种错误的方式进行装裱存放。

这种方式，不仅丢失了大量与绘画有关的背景信息，还导致绘画与空气长期充分接触。中国的书画之所以卷轴存放，在于能大大降低空气氧化。眼见着珍贵的书画被这样无知对待，余辉忍着心痛尽量地去跑博物馆。每到一个博物馆，他都强烈建议：“中国书画一定要使用中国传统的装裱方式！”恰逢当时有一些从国内博物馆出去的裱画师在西方博物馆装裱书画，无知造就的错误被陆续纠正。

余辉作为一个文物专家帮助许多流落海外的文物延长了生命，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会忘记这种错误为什么会发生。

早些年，在国外的博物馆里，余辉经常看到老师带着学生坐在西方油画前上艺术史课。2014年，余辉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意外地看到令他感慨的一幕：美术老师带着高中生坐在中国画面前，讲述中国的艺术史。同时，他还注意到，在国外的一些中小博物馆里，原先被放置在死角里的中国画，现在被挪至展厅的正中位置。

多么大的变化！国家强则文化强。“我们的国家强大强盛了，人家不但愿意跟你平等交往，还愿意了解你的历史和文化。”曾在欧美日十几个博物馆、美术馆进行过中国书画鉴定与研究的余辉，在讲述这种变化时，眯起的眼角“泄露”出内心的喜悦。

关于这种变化，他还有一次亲身经历。2014年，余辉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举办讲座《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新探》和《倦勤斋的历史与修复》。讲座的时间“撞”上了世界杯足球赛期，恰好是德国队自己的比赛。余辉担心讲座会冷场。没想到开讲前10分钟，近百人的讲座厅已是座无虚席，有的听众甚至驱车一个多小时赶来。讲座引起了德国汉学家们的极大兴趣，结束后一些听众还不愿离去，讨论一直持续到夜里11点多。

愿登象牙塔尖更愿留在民众中间

在异国他乡的见闻和经历，让余辉切实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无所不在的强大力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命脉。文物就是这命脉的载体，是深藏于历史河道中意蕴绵长的‘中国故事’。”更令余辉惊喜的是，国内公众对“文物故事”有着更热切的回应。2015年10月，故宫博物院在自己90岁“生日”时公展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不少观众排了8小时的队就为了看3分钟，问为什么喜欢时，有人说看这画觉得亲切，他的先辈仿佛就在里面。“这就是文化的根。”余辉理解这种感受。

余辉不愿意自己的研究心得搁在中外的象牙塔里，他觉得应当走进大众、走向社会。办讲座正是听取大家意见的良机，他曾多次到社区、街道讲解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看到大爷大妈的会心一笑，比什么都重要。中央电视台四套的“文明之旅”栏目也是他与社会公众分享知识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他对《清明上河图》的新发现，仅在中国大陆，当晚就吸引了4000多万台电视机。

余辉一直忘不了少年选择爱好绘画时，身为军人的父母对他说过的一番话：“爱好你可以自己选择，但为国家服务的目标不能变。”这个初心让余辉至今依然保有一份不变的天真，“心中有理想者，不会急功近利抄近道，不会被蝇头小利所干扰，有相伴寂寞的勇气，才能弄清楚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才有真正的自信心。”其实，他的寂寞里并不孤独：“古画里，有我最爱的精神世界。”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余辉，肩上还有另一副社会责任的重担。说起2009年故宫发生的一件事，余辉现在还心有余悸。“那年春节，故宫落下了孔明灯，幸亏是落在没有易燃物的地方，不然那样的明火对故宫这样的木质结构宫殿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2012年夏天，余辉在漠河考察，夏至晚上，他看到很多人在放孔明灯。当时正好刮起了风，一些孔明灯就随风飘到了一大片森林上空。余辉看在眼里焦虑万分：“1987年的漠河森林火灾事件会不会重演？”

2013年，他专门就禁放孔明灯提交了一个提案，很快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答复和落实，当年，公安部、武警部队、国家林业局等发文禁止在城市上空、边境线和森林上空燃放孔明灯。从2014年起，余辉连续3年提交关于城市限放、禁放烟花爆竹的提案，相关提案在2015年底由全国政协和公安部的有关部门进行了联合督办，现在的春节，大城市燃放烟花爆竹的陋习得到了有效遏制。

参加过三次大运河保护调研的余辉眼见着，经过8年整治大运河水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在2016年调研途中，细致的余辉发现了一个新问题：由于水上运输成本较陆地低，一些载有危化品的船只也在运河里穿梭不断。“哪怕有一公斤危化品落入河里，这条河的水质也完了。”在调研时，余辉立即在事发地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和建议。两会期间，余辉专门提交了关于建立大运河保护条例的提案，“现在各个水系发达的省市纷纷建立了河长制，但河道不同于‘门前三包’，水系保护更需要出发城市和途经城市的责任分担……”

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余辉提交的50多件提案大多与文物保护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愿意登象牙塔尖，更愿意留在民众中间。”擅长从古画图像细节中寻找历史真相的文物专家，更情愿从社会细节中，探寻化解社会矛盾的节点。

天上的太阳照古人，也照今人。斜阳里，余辉骑车的身影投射在故宫的红墙青砖间，正缓缓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