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学识渊博，著作林立，为世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他“情系民族、情系祖国”，为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竭尽心血，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赋性善良，品格高尚，是中国共产党相濡以沫、丹心相映的老朋友；他躬身勤政、服务乡梓，得到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就是喜饶嘉措大师——我国藏传佛教的一代高僧，也是著名的学者和杰出的爱国人士。今年10月30日是大师逝世40周年纪念日，我们特编发这篇文章，以表怀念之情。

——编者

喜饶嘉措(1884年至1968年)，藏族，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乡贺卓庄人。自幼学习佛经，先后就学于家乡的吉雷寺、甘肃的拉卜楞寺和西藏的哲蚌寺。1916年获得了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格西拉让巴。1918年至1932年间，应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邀，在罗布林卡行宫主持编订出版了藏文《布敦全集》和《大藏经·甘珠尔》。1937年，应国民政府礼聘，担任国立五大学——即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的西藏文化讲座讲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等职。

人民的代表，和平的使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和西藏的特殊性，制定了和平解放的方针，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前来进行和谈。但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迟迟不派代表。

1950年8月25日，班禅及其随行人员在人民解放军的护送下，返回青海塔尔寺等候返藏。1950年11月，中共西藏工委（后改为西北西藏工委）成立。在此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南、西北地区的各级地方，积极开展了争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工作。

中共中央发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后，喜饶大师在西宁、西安和北京等地，也多次发表谈话和广播讲话，呼吁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京举行和谈，劝告他们不要武力抵抗。当时噶厦政府里的几个噶伦，被称为“少壮派”的实力人物，如索康·旺钦格勒、阿沛·阿旺晋美，还有藏军总司令凯墨等人，都是喜饶大师的学生。他的讲话，在西藏地方政府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尚无藏语节目，更没有藏语播音员，喜饶大师只好在电台直接发表讲话，向西藏各族各界人士传达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些广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解除了西藏人民对新生人民政权的顾虑。

那时，全国还没有一家出版藏文书刊的机构，中央民委参事室将喜饶大师的讲话刊印成册，向全国藏区广泛发行。噶厦政府把这些书看作是洪水猛兽，在金沙江渡口严加查禁，三令五申说不能让一本书流传过去。但是，真理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进步的思想是无法被禁锢的。这些书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西藏，不但在知识界和宗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产生了作用。

喜饶大师的那些讲话，向广大西藏人民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宣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同时也向广大藏族人民传达了新思想、新文化。不少藏族群众，尤其是知识界人士，通过喜饶大师的讲话，第一次听到“共同纲领”、“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民族区域自治”、“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帝国主义”等新词术语。当时很多做民族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做翻译工作的同志，把喜饶大师的讲话，作为自己学习藏语文的基本教材，随身携带。找不到书的，就互相传抄。

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1949年冬到1950年秋，喜饶嘉措大师曾

先后从西宁、西安、北京分3次亲自向西藏发表广播讲话，讲述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宣传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表达他对西藏故土和人民的无限怀念之情，衷心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谈判，争取和平解放。当时由于通讯设备及技术等各方面的限制，对大师的每次广播讲话，不是都能听得清楚和完整，只能听个大概，但大师的声音却能听得十分真切，从而在大师当年的学生和朋友之间互相转告，庆幸大师还健在。仅凭大师几次广播讲话的大致内容，和带有浓重安多乡音的真切无误的语音，就在相当众多的西藏各阶层人士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和稳定作用。”

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依然坚持反动立场，拒绝中央人民政府的和谈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做出战略决策：以军事促和谈，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目的，并制定了“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原则。1950年10月7日，人民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分三路强渡金沙江，一夜之间，突破西藏当局经营了几十年的防务。10月17日，西藏东部重镇昌都解放，24日全部战斗结束。

昌都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也为和谈铺平了道路。1951年初，年仅15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1月27日，达赖喇嘛致信中央人民政府，报告他亲政情况，并表达了谋求和平的愿望。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复电祝贺他亲政，表示欢迎派代表来京进行和谈。

当时，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还有疑虑和戒心，虽然决定和谈，但仍持犹豫观望的态度。出乎西藏地方当局意料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他们指派的全部代表，同时指派了自己的代表。1951年4月22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

在到北京之前，当阿沛一行到达西安时，喜饶大师专程从西宁赶到西安会见了阿沛。他在接见阿沛和夫人才旦卓噶时，教育他们要同西藏当局的反动分子划清界线，遵照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好好工作，为和平解放西藏、维护祖国统一，增进藏汉两大民族的兄弟情谊，多作贡献。

在会见阿沛和其他两位西藏代表时，喜饶大师直言不讳而又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摄政达扎和噶厦政府多年来所采取的错误立场，晓以大义，明以利害，告诉他们要顺利解决西藏问题，除了真心诚意进行和平谈判，别无他途。喜饶大师说：“要和谈，就要有诚意，不要学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欺骗全国人民，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喜饶大师还说：“蒋介石搞假和谈，真备战，手里还有几百万军队，有长江天险，半壁河山。你们有什么？噶厦政府的那一点本钱，早在昌都战役中输光了。”

喜饶大师历数噶厦政府的种种错误，情绪十分激动，言词极为尖锐。连当时在座的西北局统战部长汪锋都觉得有些过分，怕阿沛等人接受不了，一再劝说。喜饶大师说：“汪部长，你不用担心，我讲的都是真话、实话。他们从西藏来，过去听的都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那一套，我给他们讲些真实情况，对他们在北京的工作乃至以后的工作，都会有好处。”西藏的和谈代表中，有两位核心人物，一个是阿沛，另一个是藏军总司令凯墨，都是喜饶大师的学生，大师可以通过他俩对代表团施加影响。

和谈前夕，喜饶大师还给周恩来写信，说：西藏的贵族富于政治斗争经验，阴险狡黠，两面三刀，希望中央提高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信是用藏文写的，大师直接寄给了周总理。也许是当时在北京找不到合适的翻译，当中央人民政府的列席谈判代表、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平措汪杰到京后，周总理才亲自请他翻译。

喜饶大师为西藏的和平解放，为促进达赖与班禅、噶厦与堪厅之间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是，喜饶大师在这方面所作的卓越贡献，很多人并不知道。在当时，敢于当面劝导达赖、班禅，敢于批评噶厦、堪厅，而且能让他们听从的，唯有喜饶大师一个人。

生活简朴、风范超然的长者

凡是熟悉喜饶大师的人，无不从内心深处真诚地赞扬大师生活简朴，平易近人。曾担任青海省委副书记、青海省副省长、青海省政协主席的扎喜旺徐自新中国成立后就与大师一起工作，对大师十分熟悉。他说：“喜饶嘉措大师作为一个出家人，生活简朴。相处多年，我看到他穿的衣服总是那么几件，换来换去。饮食以素食为主，如果说有什么偏爱，就喜欢喝他循化老家的青豌豆面粥。大师待人热情诚恳，不分上下尊卑，一律平等。他从不主动请客吃饭，有客人来，碰到吃饭时间，就留客人一起吃，有什么，吃什么，不管哪位领导，哪位贵客到家，他从不加菜。别人请客，一般他都婉言谢绝。除了工作，就抓紧时间看书，从不浪费一点时间。后来到了北京，也一直保持这种习惯。”

笔者第一次见到喜饶大师是在1955年6月，是担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翻译工作期间。当时的喜饶大师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又是大会翻译组的顾问。中央民委副主任、民族出版社社长萨空了同志任大会翻译组民族语文组组长，他对喜饶大师十分尊重。翻译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时，他就带着藏文组的负责人去向喜饶大师请教，有时大师也到宾馆来看我们，给予鼓励和指导。在整个翻译组，笔者是最年轻的一个。翻译组负责人向大师介绍时，对笔者特别多讲了几句，因而引起了大师的注意。大师鼓励笔者努力学习，他说：“很多人看不起翻译。其实翻译工作是很重要的，毛主席就很关心和重视翻译工作。上次大会期间，毛主席亲自向赛福鼎同志、达赖、班禅和我询问会议文件的翻译情况，问我们看得懂看不懂？满意不满意？这件事民委领导已向全体翻译人员作了传达。上次会议你们没有来。”大师指着几个新来的年轻人，关切地说：“这次你们来了，说明我们的翻译队伍又增加了新的力量，这是件好事。”大师还说，在藏族历史上，很重视翻译工作，翻译家与学者齐名，受到大家的尊重。后来在不同场合大师又多次讲过这个观点，鼓励大家认真做好翻译工作。

喜饶大师的汉文水平并不高，但他有很好的悟性和理解力，能够很敏锐地发现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翻译人员中发生意见分歧时，他也能敏锐地发现争论的焦点和问题的症结所在。担任人代会的翻译人员，从地区来讲，有来自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西康(1955年下半年撤销)；从经历上讲，有国民党时代的翻译人员，有噶厦政府的职员，有贵族，有喇嘛活佛，也有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年轻一代；从年龄上讲，有六七十岁的老专家学者，也有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工作中的问题，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夹杂上别的因素，就成了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影响着大会翻译工作的正常进行。别的语组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类问题。喜饶大师以他高尚的品格，渊博的知识，加上他在宗教文化界所拥有的巨大声望，很好地协调了各方面的关系，统一各种不同的意见分歧，探寻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案。无论是旧社会过来的老专家学者，还是新中国培养的年轻一代；无论是藏族学者，还是汉族学者，都很尊重他，信服他。一个重要原因是，喜饶大师为人正派，对事不对人，为公不为私，无论在宗教界，还是学术界，都不立宗派，不搞小圈子。他从事宗教、文化事业几十年，培养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弟子和学人，从上层贵族、各级领导，到基层群众，从西藏到川、康、甘、青、滇，从宗教界到政界、军界、学术文化界，到处都有他的学生，真可谓桃李满雪域，但他从不搞什么自己的派别和势力。无论对什么人，大师的基本态度是：你来求学，我就教你，别的都不谈论。

在讨论问题时，喜饶大师认为谁的意见正确，就支持谁，谁的意见不对，就明确表明态度；谁要刻苦学习，认真做学问，就喜欢他，关心他，热心指导；谁要不认真做学问，而另搞别的什么东西，就毫不留情地疏远他。在他主持或参加的会议上，只允许围绕学术问题发表意见，绝不允许涉及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谁要离开本题去争论个人之间的是是非非，大师立即予以制止，有时甚至声色俱厉地加以斥责，不留情面。大师反对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搅在一起，特别厌恶那些背着人打“小报告”、诬蔑陷害别人的人。

在中央民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喜饶大师的积极参与和指导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很好地完成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的翻译任务。通过大会文件的翻译，新译和创造了上万个新词术语，统一和规范了各地的不同译法和用语，为做好翻译出版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发展新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佛教徒的代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长期与喜饶大师共事的有关方面领导人，曾联合撰写题为“爱国老人喜饶嘉措”的文章，对喜饶大师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谈到喜饶大师在开展人民外交方面所作的贡献时，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不久，许多国家对我们很不了解，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特务造谣，胡说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尚、寺庙都被搞光了，等等。因此，一些佛教国家对我国是否有信仰自由，怀疑颇多。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不仅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上自国家元首、下至普通信徒的众多外宾，还多次率领我国佛教代表团出国访问：出席了在尼泊尔举行的第四次和在柬埔寨举行的第六次世界佛教徒大会，参加了在印度举办的释迦牟尼圆寂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两次护送佛牙赴缅甸、斯里兰卡全国各地巡回接受朝拜。通过这些活动，宣传了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佛教徒想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愿望，增进了同这些国家人民和佛教徒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喜饶嘉措知识渊博，才思敏捷，出色地完成了友好访问任务，赢得了友好国家各界人士的尊重和好评。

喜饶大师在国际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威望，被称作“僧王”。据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至1963年的10年中，喜饶大师曾6次率团（或任团长、或任副团长）前往缅甸、苏联、瑞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或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或参加佛事活动，或进行国事访问。尤其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诬蔑中国政府“灭教毁寺，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等谣言，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新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日益显得光辉而灿烂，在此，大师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由于大师为国操劳，卓有功绩，国务院特赠大师一口大铜钟，以示嘉勉。

1955年夏，应当时的缅甸政府总理吴努邀请，喜饶大师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访缅甸，吴努总理不但亲自到机场来迎接，而且亲自为喜饶大师洗脚，这是缅甸和东南亚一些佛教国家对佛教高僧最高的礼遇，在我们国家佛教史上，享受过这种殊荣的也仅有喜饶大师一人。但是，喜饶大师十分谦虚，他反复强调：“我自己不过是来自循化山沟里的一个贫僧，能够受到缅甸政府和其他国家的尊敬和礼遇，是因为我是新中国佛教徒的代表，在我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荣誉应该归于祖国、归于各族人民。”

为群众所爱戴的大师

“文革”中，喜饶大师不幸蒙冤受屈，遭受迫害。但在整个被批斗的日子里，喜饶大师始终受到广大群众的保护。无论是藏族学生，还是汉族、回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学生，都不愿批斗他。在他的故乡，尽管工作组很认真地贯彻上级指示，按照公社、生产队和民兵的系统，分别组织召开批判会，但会上仍然没有几个人发言；有的发言，也与工作组事先教的不一样。还有一些老阿妈，冲上前去，非常激动地喊几句口号，好像要打他似的，还把他的袈裟扯来扯去，等工作组的人不注意，就立即往袈裟里塞一些东西，弄得喜饶大师也莫名其妙。批判会结束，民兵把喜饶大师押走时，经常从他的袈裟里掉下许多东西，冰糖、牛肉干、奶酪、锅盔……各种食物都有。这使大家都感到愕然。当时，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宽裕，但他们经常悄悄地跑去看望喜饶大师，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儿好东西，都给他送去。还关切地问他：需要什么？想吃什么？这使喜饶大师十分感动，他真诚地感谢故乡人民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喜饶大师的生活历来很简朴，从来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唯一的爱好，就是爱喝家乡的青豌豆面粥。那是把青豌豆磨成面，再放上牛羊肉和奶渣，像内地熬棒子面粥一样熬成的。新鲜豌豆磨的面，有一股清香。在北京时，他也经常喝，还拿来招待客人，周总理等领导人也喝过豌豆面粥。他对乡亲们说，别的什么都不要，就想喝点家乡的豌豆面粥。于是，每天早晚都有很多人去送粥。

1968年10月30日，喜饶大师在自己的住处溘然长逝。（关于大师逝世时间，一说是11月1日。）

我国佛教界杰出的领导人赵朴初先生生前曾长期与喜饶大师共事。赵朴老曾以《爱国高僧，法界栋梁》为题，写了一篇怀念喜饶大师的文章，对大师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喜饶嘉措大师不愧是一代高僧，法界栋梁。他不仅对藏传佛教深有影响，而且饮誉全国及国际佛教界。他虽然西逝了，但他的智慧、慈悲和善行，将伴随古雷寺洪亮的钟声，飞越昆仑，响彻寰宇，永远萦绕在亿万众生的心间。一代宗师，德高昆仑。古雷洪钟，声震苍穹。”

喜饶大师逝世后，他故乡的人民依然对他怀有深深的思念，政协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委员会在《造福桑梓，功垂千秋》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至尊至爱的喜饶嘉措大师一生为沟通交流藏汉文化而著书立说、弘扬佛法的坚韧精神；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而不顾年迈体衰，往返奔波的毅力；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国家主权的尊严，而力诋谬论和叛逆的正义热肠；以及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侠肝义胆，为我们各族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缅怀大师丰功伟绩的同时，我们不仅要学习大师刻苦好学，强记博闻，爱国爱乡，勤育后学的高贵品德，还要学习大师为国宣劳、敬业献身的佛家精神。这才是我们家乡人民对大师的最好纪念！”

可以告慰喜饶大师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辞已被推翻，他的冤案得到了昭雪。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宗教领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20世纪中国藏族最卓越的学者、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一代宗师， 他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降边嘉措）